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长期谋求解决的一个根本性课题。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对自然的破坏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使得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1篇

　　摘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在探究的话题。近年来，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研究传统自然观念和现代生态美学观念的差异，最终得出只有在生态美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明确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中生态美学指导性的意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

　　 关键词：生态美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球变暖、水土流失、稀有动物濒临灭绝等一系列的环境的出现，使人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与自然相处成了人类生存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因此，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回归历史，分析不同时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不同思维方式，再以生态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从而发现人与自然是能够和谐、可持续的相处的。

　　 一.传统观念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1.敬畏观

　　 原始社會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人们只能依靠自然界中原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勉强维持生。在对自然认知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应对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种生活必然受到自然的支配和摆布。在强大而异己的自然力面前，人类只能借助于想象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将种种自然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赋予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并在恐惧、敬畏的心理作用下，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物顶礼膜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人类敬畏自然，并且受自然的制约。

　　 2.顺应观

　　 随着人类支配自然力的能力的增强，神话也就消失了。农业文明时期，人们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对自然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思想文化上，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从中生长出了世界万物，被认为是“本源”性的存在。在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的传统哲学中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顺应，强调二者的和谐共生。这种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思想与当下的生态学理论有相同之处。

　　 3.征服观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能力逐渐增强使得人类社会也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工业革命的产生使人类逐步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这时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的人们不再是大自然的“奴隶”，受大自然支配，反而成了自然的主人，这种观念必然会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再是一个和谐统一体，自然被当作可以征服和改造的异己对象，人们只重视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性。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自然观念下人类不是敬畏自然就是想要战胜自然，将人与自然分割为了两个独立的个体，即使有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是“顺从自然，凡事随缘”的心态。因此，在传统观念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平等，均不是理想的发展状态。

　　 二.从生态美学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1972年在《加拿大小说杂志》发表的论文《走向生态美学》是较早以“生态美学”作为标题的论著。1米克认为生态美学应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注重人类的生物性，根据当代生物学知识、生态学知识来反思并重构审美理论。因此生态美学也可以称为“生态审美学”。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下，笔者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总结出以下几点。

　　 1.反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重点强调自然，人依托于自然而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自然而言，人并没有改造它的权利，更不能因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坏其它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人类中心基于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思想的发展，将人看作是世界一切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衡量一切实践活动的尺度变成了人的利益。米克从环境的长期稳性的角度批判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传统与善恶标准，提醒人类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他认为，对于生态系统最大限度的耐久性而言，最大限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最重要的，也即是说是否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该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

　　 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二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都具有时代局限性，不符合新时期的生态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美学的整体性原理促使我们将化境理解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人与自然并不是互不相干相互分离的实体，其内在是具有联系性的整体。

　　 2.在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欣赏自然

　　 中国学者程相占曾提出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其中一条是：生态审美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来引起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想象和情感，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就无法进行生态审美。2审美欣赏必须借助知识而展开。在艺术欣赏中，艺术题材的背景知识、艺术史知识为艺术欣赏提供了基础，也为艺术批评提供了参照系。自然欣赏与之道理相同，没有自然知识的积累，不了解自然，就无法形成正确的参照体系去认知自然、欣赏自然，更不用说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的指引，人类和自然之间就无法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美学强调生态知识不是关于某一物种自身的一般知识——这是生物学知识;作为生物学的分支，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所以，生态欣赏所关注的应该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人类不正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忽视生态知识的重要性，那么错误的思维必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和实践，进而影响到人自身和后代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只能是一种空谈。

　　 3.相互交融，和谐共生

　　 生态美学彻底摒弃了那种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客二分的传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认为在与人类需要和人类用途相关时，并没有独立存在于我们之外、与我们分离的环境。这说明环境和我们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是环境的一部分。哲学家恩格斯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这里，恩格斯告诫人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关系。人无论多么高贵、能干，始终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处在自然整体之中，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此，人必须站在生态美学的角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一致，在发展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运用生态美学的知识来保持生态平衡。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美学在人与自然中的关系中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它能够引导着人类树立正确的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念，从而使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与传统的自然观念不同，生态美学提倡用生态学知识来引导人们的生态审美，从而合理的改善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没有生态知识引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持久的。因此，生态美学是只有在生态美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在当今科技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下，对于生态美学的研究还在继续，在今后也定会更加的完善。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2篇

　　〔摘要〕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峻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启蒙开启了近代理性文明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然而，主客二元对立架构下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滋生，工具理性单向度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观念、基督教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关键词〕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生态智慧，历史唯物主义，感性活动，存在论

　　 古往今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经久不息，这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使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肆虐，这表明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惩戒人类，向人类的不当行为进行报复。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而生态文明观念、基督教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多个面向，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深邃和丰富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一、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

　　 为什么在人类自诩无所不能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却愈演愈烈？为什么被启蒙之后觉醒的人类却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回到開启近代理性文明的启蒙自身，反观这一问题的缘起。在这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代表了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他们在对启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地探寻了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应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是一切使人类得到自由发展、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本意是祛魅。启蒙意图通过知识的力量来反对和破解神话，使人们获得洞察力，能够意识到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摆布的独特个体，亦毋须匍匐于上帝的脚下，在这种不断地自我觉醒当中可以打破无知和迷信的束缚，从而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识、祛除神话、唤醒世界，成为启蒙的纲领和信条。

　　 启蒙始终贯穿着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无知和迷信的被启蒙的人类，为什么最终又重新坠入到一种野蛮状态之中呢？面对这一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彻底的省察。

　　 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性，人类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就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投影到神话当中去，神话的世界复制了人类的现实世界的等级、权力关系，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外在力量。启蒙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足以破解人类对神话的恐惧和崇拜，将原本属于人类自身的世界交还给人类，因而试图借助于知识将人类从神话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获得自由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启蒙的发展却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被滥用。在人类拿起理性的武器认识和对待自然的过程中，并没有恰当地运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为我所用的姿态去对待自然。因为启蒙在发展过程中，启蒙理性发生了扭曲，单向度为工具理性而丧失了其中所包括的价值理性的丰富意义。启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技术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识形式，体现着知识的本质力量。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被视作是纯粹的被征服和宰制的客体，它理应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服务，自然的价值只是在于它可以为人类提供资源、谋取利益。

　　 人类由于过度地迷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进一步运用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贪婪地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由此，知识最终演变成剥削自然的工具性存在，人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品。所以，启蒙洗礼之后，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目的”〔1〕2。

　　 人类对待自然的原初态度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所遗忘，原本自然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存在，人们通过祭祀来表达对它的崇拜与虔诚，祈求自然护佑人类的发展，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存于地球之上。然而，经历了启蒙之后，人与自然非但没有保持这种平等的关系，反而演变成了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的不平等、不和谐的关系，自然界在遭遇人类肆无忌惮破坏的同时，人类亦承受了自然界的报复。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在一个进步的时期，一个发挥人类力量和争取个人解放的时期之后，在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有了巨大扩展之后，当今社会最后要阻碍进一步发展，并把人类趋向新的野蛮状态。”〔2〕216

　　 启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几乎驱除了全部传统的神话和外在权威时，人类却没有真正实现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人类支配和统治自然的同时，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当中。因而，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即全部症结要归因于启蒙理性单向度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道：“造成社会理性化过程之吊诡的理性，或者说造成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3〕 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批判的一条主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积极的应答。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呢？我们进一步借助更多视域的分析，试图发掘出可供借鉴的有效资源。

　　 二、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关系多视域的省察

　　 除了启蒙批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家都曾对这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究和阐发，汲取他们的宝贵生态智慧，为我们继续去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是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大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一词，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西方可以从伊林·费切尔那里找到源头，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宇宙》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的文章，其间他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基本观点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因其生物本性和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两个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然并不是人类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人。人类如若获取自然资源就必须爱护自然，人有着照料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面对自然，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顺从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类取得的进步并不必然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借助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攫取、控制所取得的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或许会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真正的进步乃是以创造和保护人类生活条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的质量进步。其三，要想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径就是人类应摒弃历史线性进步论，树立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把文明看成一个地球上的子系统，以此纠正人与自然二分的错误观念，将文明与自然融为一体〔4〕。其四，任由人类征服支配自然的时代终将结束，人类必将开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承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征服、剥削、破坏自然，而科学技术的真正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强对自然的征服。生态文明或将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的基督教有其独特的阐释。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上帝决定论，其主要的观点有：其一，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维关系的核心角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上帝定义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帝指示人类可以统治自然，因为人与自然都可以通过物质交换延续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人的“统治”角色却不是任意的，统治是“有限的”统治，更恰当地说，是一种“管理”。人首先应当履行维护、看管自然的责任，方才享有对一切动植物利用与控制的权利。换言之，人类相对于自然的权利和地位，是由于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而确立的。其二，人类是地球上的独特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只有人类是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破坏性的矛盾统一体。恰恰是人类的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更应该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上帝面前，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类有时无法认清这一点，无知或狂妄地把上帝赋予的守护自然的职责理解为可以肆意妄为地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权利。事实上，人类之外的一切不仅不是可以为人类支配的，而且还具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性。人类世代都在掠夺破坏自然、与自然对抗中来获取自身的价值，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其三，人类对自然应有的态度是，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宠和启示中，人类才能拥有智慧。只有在谦卑中，人类才能领会到上帝赋予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究竟是什么，用谦卑去弥补自身的缺陷，才能最终获得与自然正确相处的智慧〔5〕。

　　 中国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近于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伦、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导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着“物无贵贱”“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个向度的内容。具体而言：其一，关于明确人在世间地位的“物无贵贱”。老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间，无高低贵贱之差别，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万物彼此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二，关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贪图享乐的消极生活，告诫人们须摒弃不必要的過度消费，理应合理有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讲究适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态善为而不去妄为，方可成就大为〔6〕。其三，关于人对待自然方式的“效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63，人理应与天地万物一起遵循和守护自然而然的法则，不可背离，不可妄加干涉，应努力将自然之法通过人类的智慧转为生存之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潮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生态危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我们列举几位代表人物来深入阐释这一问题。高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结于资本主义对利润无限追求的经济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不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就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下的出路就在于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用遵循生态规则的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8〕249。奥康纳则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有着反生态的本性，因而，资本主义的生态体系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当中，就势必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日愈严重。福斯特强调科学技术是资本家谋取利润的手段，如若将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之上定是徒劳的。当前全球生态的破坏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诱发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三、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诸多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认识和理解大致有三种角度：一是有的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二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是资本逻辑导致;三是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而造成的。就解决路径与方案而言，他们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观点：一是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遵循万物法则，担负守护自然的职责，达到文明的发展与自然有机的融合;二是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三是要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独特价值，合理有度地使用自然资源。 以上这些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予我们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以深刻启示。另外，我们也从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个主题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根本的重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对峙、失衡，并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诸多的因素所导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当地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理应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之中，这里蕴藏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动原则中提供了人与自然达成辩证统一的重要规范和标准，为我们科学地解答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何谓“感性活动”呢？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它指的是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劳动，对象性、社会性、历史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正是感性活动的这些特点规约着人与自然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二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马克思认为，正是基于感性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统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感性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联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纽带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识的活动，而是感性意识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感性、感性意识、感性活动是同义词。论及感性意识，它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不一致，“不再从人的先验的认识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识主观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再是个体的属性”〔9〕125。换言之，它虽然表现为人们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这并不属于个体独特的情感范围，而是一种类的属性，它应被理解为“领悟并造就人类社会性的交往意识，同时也是建构着人类社会的感性活动”〔10〕。这种感性活动即是发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关系呈现的是“对象性”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互为对象的一种平等关系。

　　 其一，这一“对象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自然于人类而言，它是人类劳动和生活的前提，为人类提供了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为了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类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而人对于自然来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这样说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89。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无”。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11〕89。这种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和人的自然界的属性，指明了人与自然应然的和谐关系，突破和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关系中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感性意识，这当然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种独特的“主体性”，他这样说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现实、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1〕105这段论述中的“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这里的“主体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有“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11〕105，这种主体性才会成立。“一方面，展现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证明了自然对人的先在制约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是表征着人的这一本质力量的存在，这两方面共同印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9〕121-122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的感性意识是一种主体性，然而它绝不是在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体意识。这是马克思在告诫人们，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去谈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决不能凌驾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夺和破坏的痛苦之上，这就有力地回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态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原因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这里也已经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性。他认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不只是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呈现出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感性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与他人、他物相联结的交往意识，感性活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这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的生产关系。他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表达生产关系的涵义，当生产关系被理性所确认和固定下来就是社会制度。这样，“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前者决定了后者，而后者对前者亦有所影响。因此，倘若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要考量“人与人”对“人与自然”的影响。我们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方案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这里亦有所呈现。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感性活动中提供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应遵循的所有应然准则。至于实然状况中，例如：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被滥用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当然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动的异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与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同一部历史。在这其中，还蕴含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终极路径〔12〕。马克思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落脚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上。 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以达到和谐共生的一种新局面，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的产生，而对这种新关系的需要，是在生产力的变革中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里，生产力的变革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生产力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因而，生产力的变革并不是从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艺学意义上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发展，还包含了人与人对社会关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识的变革。因此，其真正的变革意义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人的感性存在的生产，由此引发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识的变革。感性需要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物质欲求的增长，这种需要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它的不断增长是感性意识变革的原因，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中对新的社会性的发现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意味着新的社会属性的降临〔9〕126-127。换言之，当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新关系的需求和渴望时，新的社会关系变革的发生也就来临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感性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就迎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谐共生。马克思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81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当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结束了人类史前史的阶段，感性活动的异化得到扬弃，人不再被异己的规律所支配，能够运用自然生存法则进行合乎规律的自由活动，开始了自由人的创造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史，人与自然才真正达成和解，实现和谐共生。

　　 总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诠释和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我们努力达成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对联接人与自然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有充分的体认。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平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人类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独特价值。人的主体性是在互为对象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因而，绝不能继续抱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工具理性进一步蔓延扩张、科学技术被不当地运用。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能只是认识态度上的转变，在这种意识的背后是作为根据和基础的社会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来的异化了的感性活动的存在。我们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理念，落实在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感性活动上。我们在感性活动中应遵循万物生存法则，担负起守护自然的职责，在逐步带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产力进步中，增进个体的对象性本质力量，从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创造的理想境界，推进共产主义这个“人与人”之间崭新社会关系的诞生，最终彻底扬弃感性活动的异化，从而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3篇

　　自美国学者纳什（Nash）1970年首次提出“环境史”一词并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后，西方多国学者将环境史研究引入历史学科之中。目前，环境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环境史”研究进入我国始于20世纪末，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近有幸拜读了海南大学张朔人教授新著《海南人口与生态问题历史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学术视野开阔、反思富有深度、思路明晰、观点独特、论证严谨的学术专著。全书紧扣历史时期海南地区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精细而又生动的历史事实，为我们再现了历史时期海南环境变迁的基本规律与人类社会生活场景，也为区域性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历史时期海南环境与社会状况的真实再现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自然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其定义为：“地理环境区别于作为地球存在条件的宇宙空间环境和地外环境，是指社会在地球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这一位置上的各种自然条件。”[1]不同区域内的地理环境也是影响各地区人类文明形态差异显著的关键所在，张著在第一章中结合考古资料及当代地理科学研究成果，对地质时代海南岛的形成及史前古生态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状况整理指出：全新世中期琼州海峡形成，标志着海南岛正式与大陆脱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当代地质学研究也表明海南岛形成以来即呈现出“热带森林-草原植被”的环境特征，年平均气温也高出现在2～4℃，动植物资源丰富，热带森林植被覆盖率高达90%。地质构造也使得海南岛中部地势不断抬升，形成一个穹形山体的海岛，中部高四周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级台地、阶地、砂堤、砂坝、泄湖、海滩等地形。优渥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地质条件奠定了海南地区史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基础，张著结合近年来海南地区史前考古发现，厘清了史前海南地区文化的演进脉络，指出海南先人活动足迹沿着洞穴→沙（贝）丘→坡（台）地，从沿海周边沿着河流向岛内推进的活动路线（张著第13～26页）。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早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至为深远，马克思就“地理环境”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因此，在人类社会初期，海南岛上的先民们多是取诸物于自然，即自然界存在什么便利用什么。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复杂多样，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也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选择。根据张著梳理，史前海南岛上最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在密林中从事采集和狩猎，农业尚未出现;以从事原始农业为主，但采集、渔猎还占有相当比例（原始农业中又分早期刀耕火种式的游垦耕作和后期相对定居的锄耕农业）;在江湖岸边和海旁以从事捕捞和采集水生动物与植物为主（张著第32页）。

　　 在海南，距今1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人是岛内先民与周边环境最早的践行者，三亚落笔洞人之后，海南岛气温、降水等基本自然要素相对稳定，呈现出明显的热带亚热带地理环境特征（张著第161页）。这一地理与气候环境自此时期形成并长期稳定下来，也奠定了今日海南岛地理环境的自然景观基础，但随着人口增多导致当地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能量难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以及单纯依靠采集渔猎经济为生的不稳定性，促进岛内早期先民开始利用原始农业。农业是在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适宜地区，人为改造自然后重新塑造的新有机体。农业的基本作用对象是农田，“农田是一个特定的能量转换和集中的地方，人们清除掉原有的、难以从中获取能量的植被，代之以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转换能量（或作为体脂存储）的作物（例如谷物、蔬菜和水果）。通过‘光合作用’，植物用太阳能将从土壤中提取的水和养分转变为能量储存起来”[3]211。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垦辟新土地导致地域间人口流动日渐频繁，除岛上早期先住民“黎人”外，后期相继出现或是迁入当地的包括临高、汉、回、苗、疍等诸多民族及海外民族，各族之间交流融合不断加强，岛内人口数量也在波动中有所增长，越是靠近现代，人口数量增长幅度也越大，农业也随之加速发展，加剧了历史时期海南岛环境变迁，尤其是向着恶化方向发展（张著第42～121页）。张研也就古代中国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指出：“农业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但真正决定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反映这种适应的、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改造。”[4]因此，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直接相关。

　　 无论农耕或是游牧经济，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基础上。农业生产活动各要素中，土地是其中之一，通过人为干预而使土地向人所需要的方向改变，其所造成环境代价是极为惨重的，尤其在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多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而发展农业经济，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草原垦殖等，都是“先破后立”的过程，当所开发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被破坏便很难修复。[5]考察发现，自人类出现以来，人口因素是导致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岛内的原始农业自刀耕火种逐渐发展至锄耕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这对海南岛环境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导致部分大型动物灭绝，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张著第36～41页）。尤其是自海南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疆域之内后，当地环境变迁受到人口因素的极大影响。张著梳理指出：自公元前110年至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人口的增加，聚集地从沿海台地逐渐向中部地区扩大，其直接影响便是对当地原生植被的破坏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尤以民国以来环境恶化日趋显著。自1950年5月海南解放以来，因国家政策的阶段性波动，岛内环境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化，环境恶化趋势未能得以有效遏制。但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立省理念提出至2013年的十余年间，环境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张著第196～236页）。张著运用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以科学的方法与交叉学科理论，为读者展示了历史时期海南地区极为生动的环境变迁历史画面，而以往相关研究论著中均没有做到这一点，张著無疑弥补了这一不足。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辩证思考

　　 人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也强调“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之间的统一”，反对“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灵魂和肉体的对立”。“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和“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始终存在，且又影响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适应经历了人类社会初期（即旧石器时代）的单纯利用环境，即大自然有什么就利用什么;此后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短缺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迫适应环境，体现在农业文明的“农业-物理性变化-可逆”、工业文明的“工业-化学性变化-不可逆”的历史发展，以及由此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引发的生态危机。[7]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也经历了“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的互动过程，生态环境状况也经历了历史上相对缓和局面、日本占领时期因资源掠夺出现生态环境恶化倾向、海南解放后橡胶基地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重大破坏、21世纪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环境恢复发挥积极作用（张著第196～236页）等阶段。

　　 谢和耐曾指出：“地域导致采纳某种生活方式，并对其有所限定。”[8]历史时期海南地区先民自采集、渔猎至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抉择，体现的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影响，同时体现出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此外，人的第一身份必须是一种生物，然后才能具备其他身份和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代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最初的粗放农业到后来的精耕细作农业，人和土地之间关系日渐紧密，人被高度束缚在土地之上，受此影响出现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和族群关系，海南地区亦是如此。依四季轮回，农民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定期收获农产品。大自然的禀赋，决定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农业成为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的主要经济类型。农业社会中，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垦种与经营需要人地之间关系的稳定，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为常态，迁移是变态”。[9]受到汉人及农业生产的影响，历史时期海南岛内出现了黎族与临高人的汉化（张著第42～58页）、苗人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粗放农业（张著第73页）等，这些都体现出历史时期海南的农业化发展必导致农田的大量出现，农田虽然可被称为“环境”，却不再是“自然环境”了，而是一种人造环境。

　　 当下大部分国内环境史研究视域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中给大家留下的一般印象和普遍结论是破坏，但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没有湮没在环境的废墟之中，这也表明人类自觉地调适自身的环境利用模式，自然景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处于持续不断的波动性变迁过程中。农业生产导致自然环境始终处于波动的变迁过程，并形成了新的环境景观格局。农业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与技术便是清除地表上的一切植被，或是进行农业生产时清除农作物以外的其他植被（以杂草为主），史前海南岛上植被覆盖率约计90%，随着人对当地自然环境开发利用的加剧，原生植被逐渐减少，代之以景观单一的农田为主，且导致当地环境出现严重荒漠化与沙化，至1921年时，当地已是“荒山”“荒坡”与“荒地”等恶化自然景观俱存，且此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极为深远（张著第184～192页）。因此，生态系统向单一农业化方向变迁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环境退化等现象开始频繁出现。相比于生物多样性减少而言，环境退化的危害更甚，环境退化意味着环境状况的下降已经十分显著，生态系统中能够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基本上被消耗殆尽，而且很难再度恢复;此后，环境会进入一种低能量的水平状态，越来越无力支持能生产生命的复杂生态系统，从而导致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的物種陷入危机，甚至在该地区局部灭绝。因为人类也属于所生存地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随着各项人类行为的环境基础被不断削弱，人类也会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危机。[3]302

　　 农业发展必然导致定居，在以农业为主的环境中，自然景观多是以种类单一的农作物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农业为主的自然景观就是单一的农作物，农民围绕所耕农田而在此聚居并进行各种建设，如耕地周遭的村落及农田内部的水利设施等，这些景观都是长期存在于农业生态系统之内，是配合农业生产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历史时期海南中西部地区也因“砍山栏式耕作”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但人们逐渐意识到“阶梯式农田”能够有效保持水土（张著第226～231页）。“砍山栏式耕作”与“阶梯式农田”的不同选择体现的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强势压倒另一方的对立关系。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世界整生的生态大道规约下，自然人化最终与人的自然化对生者耦合，实现人与自然的整生化发展。”[10]因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关系，既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也因人类社会的各项行为活动而导致环境发生变迁。张著建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辩证思考，对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及人类社会状况与阶段变迁特征作了较为精细且又中肯的评价。

　　 三、当下环境问题治理与人类生存的现实关怀

　　 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自然之间”双重双向的影响过程。对于环境变化与自然和人口因素之间关系的探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环境、适应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与治理环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影响和改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够改造或改变一些自然条件以更好地适应人类生存所需。但这也只能是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一定空间及程度内进行，而大多数时候是受制于气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而难以长期进行的，人类的各项活动应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不是要求自然主动地适应人类。[11]这是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环境须臾不能偏离的客观前提。就当下海南环境问题及治理而言，张著通过爬梳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情况概括指出：当地环境恶化集中出现在民国以来，且日本侵略期间的掠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当开发政策，加剧了当地环境问题及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张著第209～222页）。 海南地区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受到历史上非合理的农业开垦及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深切影响。根据刘燕华等人的研究：“如其他各项条件都相同或类似的时候，农耕业的发展较之非农耕业的土地侵蚀强度至少要高出1～3倍，而且还将随着地形地势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一般而言，坡度强则侵蚀更严重。与此同时，农业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将加剧水资源的短缺，进而导致地区植被的景观变化。”[12]农业生产范围每前进一步，均会侵夺天然植被，但海南地区较优渥的自然条件导致当地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非合理的土地垦种造成的环境破坏并不十分显著。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则是巨大的，放眼全世界可以发现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为基本特征，工业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社会破坏自然的历史。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普遍出现及对人类的恶劣影响，导致人们开始关注保护环境及环境问题治理，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优劣休戚相关，且人类文明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预示着地球已经没有能力支撑工业文明继续以原有的自然环境开发利用模式继续向前发展了。在此时代背景下，呼吁人类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或是更加进步的文明形态来协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生态文明”。

　　 在我国，最早提出并使用“生态文明”一词的是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1987年）。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的时候，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能够维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13]中国政府较早发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指示始于2006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体系。”[14]可见，“生态文明”以其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刻洞悉及环境问题治理与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重要指导意义，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及对人类社会恶劣影响的持续加剧，海南省也积极开展环境问题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早在1999年就颁布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并通过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0年7月海南省人大通过），2005年对该“纲要”进行了修编，随之又通过了《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海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等环境保护法规。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截至2013年，海南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1.9%，所建设13988个文明生态村也占到自然村总数（23310个）的60%，环境问题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张著第196～236页）。

　　 当前海南环境问题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非预示着当地生态环境就十分和谐，海南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要处理好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汪冰等就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论述道：“依照文化进化论与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看，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释上，都未脱离追求和谐共生的主旨。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认识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特征与前提，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旨向。”[15]虽不能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但是对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人类又能够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但是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过度的人为开发利用与改造都会造成一些能量和养分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科学上的术语称其为“熵”，要阻止它的发生就需要额外的能量输入进来重新组合“秩序”。通过梳理海南环境变迁史的基本脉络，以古鉴今，对当前海南地区环境问题有更精准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建基于此，张著通过较为详实的数据统计与实地调查，为海南地区今后发展提出了饶有建设性的意见。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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